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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的翻译机构(公司)应该守住的翻译底线2013.11.12

这篇文章是近日读书的一个副产品。关于翻译问题,以前写过多次,问题大家也都清楚,但碰到垃圾翻译,仍如骨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

一是译名混乱。就说“平庸的恶”这个词吧,我看到的译名还有平庸的邪恶、平庸之罪、恶的平庸性、罪恶之浮浅性以及罪恶的平庸性等多种译法。译名不同,意思可能完全不同。比如平庸之罪与平庸的恶,根本是两回事。前者很容易让人理解成“平庸是有罪的”,而阿伦特所说的,显然不是这个意思。至于阿伦特所说的“恶”究竟是邪恶、罪恶,这也有很大区别。从中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对原著的解读能力。

二是语言拖沓臃肿,不堪卒读。这是翻译的老问题了。大多数译作都有这种问题,倘若有幸碰到翻译准确、行文活泼的作品,简直让人如沐春风,恨不得多买几本以谢译者。我最近读到的这几本阿伦特译著,多数有这问题。读这些书的感觉,就像便秘一样。这问题部分出在原著晦涩难读,但更多还是译者对原著解读不透,文字功力太差。翻译不光是一个语言问题,还考验着译者的文字能力。有些译者自认出身外语科班,什么书都敢翻译,结果害人害己。

三是常识性错误太多。所谓常识性错误,就是不该出现的问题。这包括人名翻译,还有专业术语。如《爱这个世界:阿伦特传》第八章,写到阿伦特向《纽约客》杂志提出前往耶路撒冷采访艾希曼的审判,行文中出现“特约采访写稿人”一词。不知原文如何,但这个词显然有误,我不知哪本杂志会这么署名。要么是特约撰稿人,要么特派记者,干净利落。

三是常识性错误太多。所谓常识性错误,就是不该出现的问题。这包括人名翻译,还有专业术语。如《爱这个世界:阿伦特传》第八章,写到阿伦特向《纽约客》杂志提出前往耶路撒冷采访艾希曼的审判,行文中出现“特约采访写稿人”一词。不知原文如何,但这个词显然有误,我不知哪本杂志会这么署名。要么是特约撰稿人,要么特派记者,干净利落。

四是随意性太强,对原文任意取舍。以前曾听人说,有的译者碰到不懂的地方,会索性跳过去不译。这次还真让我碰到了。手头有一本《责任与判断》(陈联营译),书中有《集体责任》一文,该文也为《伦理的现代困境》一书收录。对照阅读之下,便可发现问题多多。如文章开头,《伦理》一书有“我对可以看作弗伦堡论文的中心论点的两处说明表示赞同”云云(这句话本身译得不通畅),而《责任》一书却完全没有。可见后者可能被舍弃不译了。

更大的问题在于,《伦理》中有一句话译成“对自己没有积极参与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有罪,也没有必要负有罪恶感”,而在《责任》一书中,这句话变成了“但那些他并没有积极参与的事情,要他对它们负有罪责或感到有罪,这却不可能。”前者意思是“没有必要”,后者却是“不可能”,意思完全相反,到底该听谁的?顺便提下阿伦特另一本著作《精神生活》,有人在该书译作前面几十页就找出55处错误。这本书是由一位十年翻译了20本书、被人称为“翻译狂人”的副教授翻译的。阿伦特要是知道这些状况,不知会作何感想?

需要说明的是,本人没有能力查考原著,这些问题都是读译文看出来的。读这些书,让我沉痛地明白一个道理:在国内基于翻译书籍想做点学术性研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国内翻译作品之糟糕,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学术发展的境地。任何一处翻译谬误,都可能引起灾难性后果,让一个人的思考与探索变得毫无意义。对此,译者和出版社应负完全责任。